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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江考察记-为垫江产业新发展赋能2020年1月7日,受重庆市垫江县政府邀请,公司董事长杨述刚、公司总裁、重庆两山生态环境研究院执行院长仲晔及院长助理专家焦洋、数字化转型专家顾问李国七等人前往垫江县政府,就当地农业、工业、服务业转型升级进行实地考察和工作交流。在垫江县相关工作部门负责人的热情陪同下,公司一行考察了太平镇桂花村猕猴桃基地、高峰镇柑橘种植基地、五洞镇乡村旅游基地、高安镇食品产业园、垫江东部新区等重点发展区域,并与垫江县委副书记、县政府代理县长贾晖,垫江县委常委、县政府党组成员、县工业园区党委工委书记何文斌,垫江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郭安华在内的县委县领导进行了座谈交流。贾县长指出:垫江应加快“一二三产业”结构调整,聚焦“补齐短板”,着力构建垫江现代服务业发展体系。充分发挥现代服务业高附加值和产业带动力强的作用,发挥生产性服务业对一产二产向产业链高端攀升的巨大支撑功能,全面盘活垫江产业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同时特别要求扬讯公司、重庆两山生态环境研究院的专家和人才发挥政府智囊角色,为垫江科学谋划、全力助推垫江产业规划和招商引资等重大项目工程合作与落地,为垫江产业转型升级赋能。随后,郭县长介绍了垫江农业的基本情况,工业园区何书记重点介绍了垫江工业发展现状和主要问题。杨述刚董事长对能够参与本次会议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向在座县政府领导介绍了扬讯科技、两山生态环境研究院的发展方向、机构优势以及成功案例,并表示愿意发挥扬讯集团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高智力服务优势,赋能垫江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的创新,加速优化垫江产业服务供给结构,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中高端拓展,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化、高品质转变。从而加快垫江产业融合发展,推进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农业深度融合,加快“互联网+”现代服务业发展,助推垫江催生新产业、创造新业态,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仲晔院长建议研究院与垫江政府建立全面的战略合作关系,将聚焦垫江重点产业领域和发展短板,努力发挥行业机构高智力和高能动性作用,协助垫江企业推动农业、信息、金融、物流、人力资源、节能环保等专业化水平,重点助推垫江现代物流和现代商贸等流通服务业提升服务能效。通过本次交流,双方形成高度共识,将以此次考察交流为起点共同开拓与打造垫江产业未来新发展,实现合作共赢。
温江生态环境局局长一行到访我司考察交流2019年111日,温江生态环境局局长柯震弟,副局长廖开林、刘红春等一行五人到访我司进行考察交流。公司董事长杨述刚、总经理仲晔,两山研究院院长张元勋(国科大资环学院副院长)等参加座谈。会上,柯局长指出温江区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坚持生态为基,高质量建设“天蓝地绿亲水之城”,形成“南城北林”空间格局,并持续加大投入提升生态品质,打造水韵温江、醉绿温江、低碳温江。同时,温江区作为成都健康产业功能区,依托成都医学城、成都健康服务业集聚区、成都农高园三大市级主体功能区全域专注深耕大健康产业已初具规模。此次温江区作为成都市首批环境与健康研究基地之一,重点关注温江优良生态本底对大健康产业的促进作用及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生态环境与健康管理工作,有助于温江区进一步夯实生态本底,扩大大健康产业优势,促进“人城产”全面发展。基于此,柯局长就如何结合温江区特色、优势确定重点方向及实施路径以落实生态环境与健康管理试点工作同与会人员进行探讨。我司结合成立以来深耕生态环境领域的实践经验,就提升生态品质过程中,形成产业集群,促进绿色健康发展给出建议。由我司发起成立的重庆两山生态环境研究院将环境与健康作为研究领域之一,张元勋院长结合团队已有的关于环境与健康的研究成果,引入《寂静的春天》、《我们被偷走的未来》两本关于环境管理的著作,对国内外环境与健康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经过热烈讨论,与会人员一致认可,生态环境与健康管理试点工作的落实,不仅要满足生态环境部制定的环境指标,还应该以环境健康为目标开展相关研究工作,最终落实到老百姓的宜居上。通过环境健康风险的识别与评估、环境健康风险防控、环境健康风险沟通与素养提升,加强对地方企业的管理、增加公众的参与度,不断突出温江区生态本底优势及全域大健康产业优势,打响“公园城市”、“健康之城”名片。
温江生态环境局局长一行到访我司考察交流2019年111日,温江生态环境局局长柯震弟,副局长廖开林、刘红春等一行五人到访我司进行考察交流。公司董事长杨述刚、总经理仲晔,两山研究院院长张元勋(国科大资环学院副院长)等参加座谈。会上,柯局长指出温江区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坚持生态为基,高质量建设“天蓝地绿亲水之城”,形成“南城北林”空间格局,并持续加大投入提升生态品质,打造水韵温江、醉绿温江、低碳温江。同时,温江区作为成都健康产业功能区,依托成都医学城、成都健康服务业集聚区、成都农高园三大市级主体功能区全域专注深耕大健康产业已初具规模。此次温江区作为成都市首批环境与健康研究基地之一,重点关注温江优良生态本底对大健康产业的促进作用及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生态环境与健康管理工作,有助于温江区进一步夯实生态本底,扩大大健康产业优势,促进“人城产”全面发展。基于此,柯局长就如何结合温江区特色、优势确定重点方向及实施路径以落实生态环境与健康管理试点工作同与会人员进行探讨。我司结合成立以来深耕生态环境领域的实践经验,就提升生态品质过程中,形成产业集群,促进绿色健康发展给出建议。由我司发起成立的重庆两山生态环境研究院将环境与健康作为研究领域之一,张元勋院长结合团队已有的关于环境与健康的研究成果,引入《寂静的春天》、《我们被偷走的未来》两本关于环境管理的著作,对国内外环境与健康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经过热烈讨论,与会人员一致认可,生态环境与健康管理试点工作的落实,不仅要满足生态环境部制定的环境指标,还应该以环境健康为目标开展相关研究工作,最终落实到老百姓的宜居上。通过环境健康风险的识别与评估、环境健康风险防控、环境健康风险沟通与素养提升,加强对地方企业的管理、增加公众的参与度,不断突出温江区生态本底优势及全域大健康产业优势,打响“公园城市”、“健康之城”名片。
阿里研究院副院长安筱鹏:未来10年是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安装期原创 阿里研究院 2019-10-29 07:01:00       未来十年,全球数字经济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是数字基础设施的重构、切换与迁徙,以及基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商业生态再造。       以物联网、云计算、边缘计算、人工智能、移动化、数字孪生等为代表的智能技术群落,在不断融合、叠加和迭代升级中,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高经济性、高可用性、高可靠性的技术底座,未来10年将是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安装期。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将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全面感知、可靠传输、智能处理、精准决策的万物智联(Intelligence of Everything)时代。       从商业视角来看,伴随着消费者主权的崛起,商业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这种复杂来自于客户的个性化,来自于产品和服务的复杂性,来自于场景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来自于供应链的复杂性等等方面。面对商业系统的复杂性,传统的“数字基础设施”越来越力不从心,业界都在思考如何重构数字经济新的基础设施体系。       在这场大变局中,AIOT、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台、业务中台、微服务化等新技术、新概念、新实践、新战略的兴起,预示着这场商业和技术大变局才刚刚开始。今年111日阿里举办了ONE商业大会,提出2B战略阿里商业操作系统,9月28日云栖大会进一步明确阿里商业操作的就是构建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如何看待未来技术和产业变革的趋势,是业界共同思考的问题。       我们今天思考的工业物联网,就是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如何来认识工业物联网及数字化转型?可以从四个角度去思考。       一、工业物联网:从单机智能到系统智能       回到今天的主题工业物联网,我们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从单机智能走向系统智能。什么是智能?罗素有一句经典的话“智能始于征服恐惧”。我们人类恐惧什么呢?不确定性。今天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市场变化、竞争变化,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对未来感到了不确定。       那什么是智能?智能是一个主体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做出响应的能力。这个主体可以是机器、工厂,还可以是个人、研发团队、企业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主体对外部环境的变化能不能做出一个实时的响应。       工业物联网本质就是这样的一个智能系统,可以对客户的需求做出实时、低成本、高效的响应。今天的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对于一个企业有什么价值?这首先就要回归到企业的本质。企业竞争的本质就是资源配置效率的竞争。       今天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工业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对于企业的价值,可以简化为、浓缩为数据加算法,提高企业决策的精准度、科学性、低成本和更高的效率,来促进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我们可以看看企业需求信息明确之后,信息如何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产品设计、工艺设计、生产设计、过程控制等每一个环节去流动。过去信息的流动是基于文档、纸张的传递,今天我们是基于模型,包括几何模型、性能模型、工艺模型的信息流动。       我们思考什么是数字化、什么是智能化的时候,不仅仅要看到机器人、数控机床等逐步替代体力劳动者,我们还要去思考在研发设计、工艺生产、制造的每一个过程中,是不是逐步减少人为干预,能不能替代更多的管理人员、工艺人员、研发人员,这是数字化转型更本质的一个涵义。把正确的数据、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方式传递给正确的人和机器,我把这定义为数据的自动流动。       因此,数字化转型的本质就是在“数据+算法”定义的世界中,以数据的自动流动化解复杂系统的不确定性,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最后构筑企业新的竞争能力,为客户创造更高的价值。       今天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这种复杂来自于产品的复杂性、客户的需求、供应链、市场变化等等因素。对于企业信息化、数字化转型而言,我们如何能够通过“数据+算法”决策机制、数据的自动流动来化解复杂系统的不确定性。        我们看看IoT时代、万物智能时代,产品和系统演进的逻辑,其中最显著的一个特征是硬件通用化、服务可编程,控制和优化的技术和功能在不断地解构和重组,体现在消费电子、农机设备、车间设备、工业软件上。       消费电子:4年前的在一次研讨会上,有一个专家说工业4.0最大特征就是定制化,另一位专家说苹果作为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其生产规模超过了100多年前福特规模化生产。一百年前的汽车的规模化和今天苹果的规模化有什么不同?我们看到,消费电子产品对功能进行了“解构“和“重组”,虽然大家都在使用同一款苹果手机,但各种功能可能不一定完全一样,这取决于我们下载的各种APP、取决于各种应用服务。       农机设备:农业机设备的控制和优化也在不断解耦。美国一家有近180年历史的制造企业——约翰迪尔公司,在三年前给我们介绍农业机械设备的数据如何传输到云端,如何把云端的数据优化处理后与当地土壤、天气等信息集成,再反馈回来优化农业机械设备的运行,约翰迪尔的农机产品功能在解耦,从单机优化演进到了云端优化。       工厂设备:研华及一批自动化厂商正在解构工厂设备的控制和优化系统,从电子控制、软件控制演进到边缘优化、云端优化。       软件系统:我们曾去调研过阿里云在广东的一个生产灯具的客户,叫雅耀,他们几个车间的云MES用的非常好,构建了一套对工业软件开发、利用、使用的一种新的模式。传统的软件体系正在解构和重组。       因此,无论是手机智能终端、农业机械设备等,产品功能都在解耦,还是今天工厂设备数据的管理控制优化也都在进行解耦,整个软件体系也在解耦。       今天无论是硬件、软件,都面临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就是不断的解耦与重构。哈佛商学院大学教授迈克尔 · 波特在过去的几年中,围绕工业物联网、万物互联发表了三篇重要的文章,非常经典。他认为,未来的智能互联设备有4个主要功能模块,包括动力部件、执行部件、智能部件、互联部件,可以实现设备的可监测、可控制、可优化。针对智能部件,过去机器设备的控制是基于机械的控制,后来演进到基于电子的控制,再后来是软件的控制,再后来是边缘的优化,然后再演进到云端的优化。       无论是手机、农业机械以及工业软件的本身,打破了过去的一体化硬件设施,通过将软硬件分离解耦,实现“硬件资源的通用化”和“服务任务的可编程”。未来硬件提高资产通用性,遵循的是规模经济,像富士康给苹果代工手机一样,产量越大成本越低,可大规模、标准化生产。软件丰富产品个性化,遵循范围经济,企业从提供同质的硬件产品向提供多样化的产品转变,满足多样化需求。       智能的本质是一个主体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做出响应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仅体现在单机设备的智能化,引进了智能生产线,企业能不能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做出实时响应呢?如果企业能不断地去把硬件通用化,把软件分离出来的时候,这样的系统智能就能够不断适应客户的需求。       这样的变化正在从设备级,包括电子产品、工业设备这样的控制系统演进到系统级。我们今天提到的无论是工业物联网还是工业互联网,最本质的逻辑就是单机设备的解耦、解构、重组演进到系统级,我们今天看到的设备边缘计算、PaaS、SaaS的这样一个物联网体系正在演变成硬件和OS的控制系统,通过边缘优化,然后是云端优化,可以在更大的空间尺度范围内通过系统化的智能来解决面临的问题。       二、数字化转型的基本矛盾:企业全局优化需求与碎片化供给之间的矛盾       我们今天面临着数字化转型、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和调整的本质是什么?概括成一句话,供大家深入思考,当前数字化转型的基本矛盾就是企业全局优化的需求和碎片化供给之间的矛盾。美国《哈佛商业评论》分析当前数字化转型面临的问题,德国提出了工业4.0,中国提出了两化融合的四个阶段,德国工业4.0有三个核心词,横向集成、纵向集成、端到端集成,中国后来提出综合集成。之前我常提到一个词叫做“集成应用陷阱”,也可以叫做“集成应用困境”。我们知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时,就会面临一系列挑战和问题。今天挑战性对于数字化转型、工业物联网来说也是一样的,单机应用比较容易,但是跨系统的数据互联互通互操作后就变得极其复杂。       我们当前面对这么多问题,又是如何产生的?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书中有句话非常经典“今天的问题源自昨天的解决方案”。过去,我们看到ERP、各种研发工具、车间里的制造系统MES等等,其基本逻辑都是解决一个“点”的问题,然后试图解决一个“线”的问题,但是今天企业面对的是一个“面”、一个“体”的问题,原有的这套解决问题的思路就根本上不可能解决今天企业面临的全局优化需求。       三、数字化转型2.0:如何定义这个时代       在数字化2.0时代,我们来如何定义这个时代?商业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而原有的基于传统IT架构的解决方案与商业系统复杂性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我们需要构建一套新的解决方案。这就是由工业互联网、工业物联网、云计算、边缘计算、移动端、中台等等概念所构建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只有这样才能够适应商业系统的复杂性要求,这也是从数字化转型1.0与数字化转型2.0的本质区别。       这种变化可以从不同主体的视角来观察:       从甲方的角度看,从品牌商、制造商、物流商、金融机构等数字化转型的主体看,有两个变化。       第一,在数字化转型1.0时代,我们思考的问题是如何面对一个确定性的需求,而今天我们需要面对是一个更加不确定的需求,个性化的、更加复杂的需求。       第二,我们过去思考的问题是如何优化企业经营的效率,今天在2.0时代,需要去思考信息系统能不能支撑企业的产品创新、业务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        从乙方的角度,从解决方案的供给端来看有两个变化:       一是核心理念需要发生变化,过去所有的客户关系管理、企业资源管理、制造执行等等系统,核心问题是解决企业内部的管理问题;而今天需要以客户运营为核心,企业是不是构造了一套以客户运营为核心的技术支撑体系。      二是过去的技术解决方案都是封闭的,一套封闭的技术体系怎么可能对客户的需求实时地感知、响应、服务呢?所以我们需要构造一个开放的技术体系,一套基于云计算、边缘计算和移动端的新解决方案。       过去我们给客户提供的是硬件、软件解决方案,而今天不仅仅需要硬件、软件解决方案,我们还需要跟客户一起为客户的客户创造更多的价值,所以整个架构体系正在不断迁移,从过去“烟囱”林立、对客户需求难以快速响应的技术架构演进到现在,基于云计算、边缘计算、业务中台、数据中台等等之上的各种新的管理架构,这样的演进进程正在起步,目前仅仅是开始。同时,原有的架构体系正在不断地解构,在碎片化的基础上形成一个个微服务的资源池,以及在资源池上的各种各样的组件,然后面向角色、场景、应用快速地解决企业所面临的一些复杂问题。目前,这样的探索也已经开始。       在体系架构大迁移时代,我们被各种新概念所充斥,首先需要重构概念体系。类似CAX、ERP、CRM等等一些概念建构起我们对过去企业信息化的理解,但未来我们需要一套新的技术概念体系,包括中台、微服务、工业互联网、工业物联网、APP等,这样一个全新的概念体系来描绘我们的未来。技术体系、基础设施的解构与重组,也必然带来认识体系和概念体系的解构和重组,我们需要重新构建数字化转型新的概念体系。       我们正在面向需求、场景、角色构建一个新大陆,这样一个新的解决方案是从内部协同到生态系统,从封闭系统到开放系统,从PC端到移动端,我们基于云计算、边缘计算、中台化、移动化再去打造新的概念体系。       从历史经验看,每一次产业革命都离不开基础设施的更新、迭代、再造。伴随着云计算、AIOT、边缘计算、5G、移动化融合创新,伴随着OT与IT融合、云架构升级、微服务落地,传统僵化开发模式和陈规桎梏正在被打破,基于新基础设施的商业生态正在加速重构,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数字商业基础设施安装期。       今天业界都在讲数据中台、业务中台、IOT中台及工业物联网等新概念,中台的背后是什么。我们看到过去,信息化、数字化转型的从业者们用国际咨询公司和跨国公司所创造的各种概念建立起我们对数字化转型的认知体系,今天中国数字经济的探索者、引领者,用自己的探索和实践建立一个我们对未来数字化转型的认识体系,并成为国际公司跟随的方向。我们需要思考,面向未来数字化转型,谁在定义这个时代?那一定是那些走向时代前列,用成功的技术和商业实践为行业引路的先行者。       四、重新思考数字化转型的动力       面对全球数字基础设施的重构,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数字化转型的动力。我们看到数据中台、业务中台、微服务组件、工业APP等背后,是我们认识数字化转型的起点,首先是认知转型,我们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制度重于技术,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认知和理念。       其次,我们今天对数字化转型认知的区别不是愿不愿意拥抱变化,而是以多快的速度,以何种方式拥抱变化。我们是不是有长期思维,是不是相信年轻人,是不是有推动文化变革的决心?       第三,数字化转型是一场边缘革命,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不在于你做了什么,重要的是你比你竞争对手多做了什么、你的客户真正感受到了什么、你构筑了什么样的新型能力。       过去,在涉及数字化转型的动力时,企业家们思考角度是,数字化转型的投入产出比有多高?有没有风险?有多少风险?如果数字化项目的风险太高或产业不确定,就是放缓投资的步伐。我们今天从另一个角度思考问题:如果不转型,损失是什么?       丹尼尔·卡尼曼、理查德·塞勒分别是2002年、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作为行为经济学的开创者,他们重要的贡献在于认识到人们的决策有时不是理性的。人们选择有确定效应:在确定收益和“赌一把”之间,多数人会选择确定收益;有反射效应:在确定损失和“赌一把”之间,多数人会选择“赌一把”。换一个角度,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不转型、慢转型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我们放弃高风险的数字化项目,我们是不是就没有风险?事实上不是的,我们缺失数字化战略时候,我们风险的确定的,可以概括成以下五个方面:市场失焦、营销失语、管理失衡、系统失灵、增长失速。       市场失焦:数字经济时代,我们不知道客户是谁,客户在哪里,客户喜欢什么,客户体验如何?如何给我们反馈?因为不了解客户需求,我们不清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采购多少?如何排期?我们只有用猜测及近乎赌博的方式去决策。       营销失语:没有数字化,我们不知如何给客户讲产品和服务的故事。很多时候,我们在营销的时候不知道对谁讲,在哪讲,讲什么,如何讲,讲得效果如何?       管理失衡:在管理上,我们可能面临前后失衡,一线打仗的前台是不是能得到后台的有力支持?左右失衡,企业跨部门间高效协同、与供应商销售商协同;上下失衡,董事长、总经理数字化转型的决心是不是能得到中层和员工的响应;虚实失衡,我们企业文化跟企业数字化转型要求的内在匹配度。       系统失灵:原有的信息系统越来越难以适应需求的快速变化,企业的供应链、柔性生产、财务、库存、新品开发的速度跟不上业务发展的需要。       增长失速:当数字化战略的实施缺失,带来的必然结果是增长失速。       今天,对企业来说,无论是否启动数字化转型,无论以多大的力度、速度推动数字化变革,我们都面临风险和不确定性。不能说不投入、不冒风险就没有风险,而是不投入、没有风险可能风险更大。很多时候,不转型的风险往往是确定的,而转型的收益是不确定的;很多时候,数字化转型的动力不是因为收益可以预期,而是因为不转型的成本、风险是难以忍受的;很多时候我们转型的发动机不是CIO、CPO、CEO们在推动,很多时候是我们竞争对手的CIO、CEO在促进我们转型。今天,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不是因为喜欢变化,而是不得不做的一场转型。       数字经济时代,对于新事务不排斥、不盲从,主动拥抱数字化新大陆。       本文根据10月24日阿里研究院安筱鹏在数字化企业研习社“工业物联网”研讨会上的演讲内容整理。来源:《今日头条》
我司邀请中国科学院江桂斌院士赴璧山开展“污染防治与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交流        2019年9月18日,受重庆璧山区政府委托,我司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江桂斌赴璧山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交流。当日上午,璧山区政府邀请江院士于璧山区艺术文化中心为璧山区委书记蓝庆华在内的区委区政府领导、区委中心组成员、区委宣讲团成员、各镇街、区属工作部门主要负责人、生态文明建设战线干部等240余人作了题为“污染防治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专场报告。       江院士从我国古代生态文明哲学思想、近代工业污染催生的环境保护需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三个方面进行报告,报告内容对璧山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受到了与会人员一致好评。             下午,江院士一行前往璧山区生态环境局进行座谈交流,璧山生态环境局局长杨中亮,水科、大气科、土壤科、河长办等相关领导出席会议。会上,江院士听取了璧山区生态环保工作情况汇报,对璧山区所作的一系列环境改善措施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赞扬,同时从中国国情出发对国内现在的空气、水质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对现行基于大气细颗粒物污染的各种研究方法做出生动讲解,并对璧山空气质量改善及水环境治理提出宝贵建议,以期推进璧山生态明文建设。江院士指出,要重视基础研究,将管理与科学技术相结合,方能攻克污染防治中的难题。      江院士简介:江桂斌,分析化学和环境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江院士曾任国家973顾问组成员,长期从事持久性有毒污染物的环境分析化学、污染机制和生态毒理学研究,为中国消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先后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中科院青年科学家奖、长江学者成就奖、安捷伦全球“思想领袖奖”和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三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工业根基,莫让ICT喧宾夺主新工业革命正在得到广泛的关注,而ICT则获得了更高的曝光率和话语权。ICT是信息、通信和技术三个英文词首字母组合(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显然,ICT是新工业革命必不可少的“新工业要素”,甚至可以说没有ICT就没有新工业革命。各界对ICT的重视与宣传是很有必要的。它是伴随着全球范围数字化进程,由IT(信息技术)与CT(通信技术)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新概念和新技术领域。现在人们经常提到的一些“高大上”的词汇,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算、5G、软件等,都是出自ICT。但是在宣传和推广ICT时,必须要注意到ICT与工业技术的关系。并不是说有了光鲜亮丽的ICT,工业技术就黯然失色了。恰恰相反,ICT不过是以“新工业要素”身份融入了工业领域,补充和发展了身系国家命脉的工业。一.工业机器本是ICT之母如果对今天的ICT技术追根溯源,就会发现,机器、仪器、设施这些典型的工业要素,孕育了ICT的诞生。所有ICT的源头都是各种类型的机器。CT之源是电信,电信源于人类对电磁波的利用。没有电,何来电磁波信号(如电报)的产生、发射与接收?发电需要机器,而电力(和热机)在各行各业的扩散应用成就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无论是煤电、水电、核电等,发电设备始终是大型机器设备,储电设备始终是形形色色的电瓶或电池(不同尺度的化学储电/发电装置),而电报机,不过是一种发送和接受编码信息的机器。自从人类有了发电机,IT以“解放四步曲”的方式逐渐成型:⑴电子学从强电中解放出来,发展出了海量电子设备,技术上从模拟到数字,电子设备始终是一种特殊的机器,在上个世纪的机电一体化浪潮中大显身手。计算机其实最早就是纯粹的用于计算的机器;⑵电脑从电子设备中解放出来,成就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机生电,电生磁,电场构成计算芯片,磁场构成存储芯片。从电子管到晶体管,从PC到超级计算机,再到由电脑组成的因特网,最后发展到由电脑、可以通信的各种物理设备组成的互联网;⑶软件从电脑中解放出来,不断蓬勃发展,直到与物理设备融合形成赛博物理系统(CPS),完成了软件定义的伟大使命;⑷未来,知识或将从软件中解放出来,形成知件或知识件。机械、电子、软件、算法、通信技术等,在经历了专业细分的“大分家”之后,在新工业革命的浪潮下,又迎来了大集成、大融合、大互联的新时代。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各种形态的机器,始终是支撑工业发展的主体,不管其或大若城镇(如航母),或细若发丝(如微机电系统MEMS或纳米机械),不管是宏观零件运动的机器,还是微观电子运动的机器,还是比特数据运动的机器,不管其技术构成、外观或内部结构如何变化与组合,它的名字始终是叫作“XX机”。而且,任何电子机器、软件或数据的生产都离不开机器,其最有价值的应用仍然是与机器结合。再好的算法也需要写入软件,也需要芯片容身,更需要“知行合一”——让机器的执行器按照算法来精准动作;再好的无线网络,也需要机械天线发射和接收,还需要其所承载的数据进入软件。说到底,机器是所有细分专业的孕育者和载体,不管过了几百年,机器的实质一如既往,是由相互作用的元件和运作所组成的实现某种功能的事物的集合,是可以旋转、做功、计算甚至决策的关键器物。综上所述,无论ICT以什么样的形态与面貌出现,它不可能虚空存在,它的依存物必然是“XX机”。因此,ICT源于机器,服务于机器,放大自身价值于机器,推动新工业革命发展于机器,这是工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当没有通信和计算行业的机器时,就没有ICT;当没有工业机器与ICT相伴时,ICT的价值无法最大化实现。ICT与机器,二者是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相得益彰、身影不离的好伙伴。二.近30年工业与ICT交汇融合近年来,ICT技术与工业(特别是与制造业)的融合,产生了大量的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以智能为标识的新工业革命,就是ICT技术与工业不断交汇融合的结果。无论是德国的工业4.0、美国的Manufacturing USA、日本的工业价值链、中国的智能制造以及当今十分流行的工业互联网/工业物联网等,莫不如此。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就已经开始了在数字化信息技术领域的布局与腾飞。日本于1990年投资10亿美元,在开发第五代计算机同时,倡导实施“智能制造系统(IMS)”国际合作研究计划,吸引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技术人员参与。尽管该计划因多种原因而失败,但它是大规模开启制造业与ICT融合的国家行动的开始。在1992年,时任参议员的戈尔就提出了美国“信息高速公路”法案。次年美国政府宣布实施一项新的高科技计划——“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简称NII),旨在以因特网为雏形,兴建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使所有的美国人方便地共享海量的信息资源。同期,世界上第一架完全用工业软件做出来的全数字化样机波音777面世,拉开了IT技术与制造业大规模融合的序幕。美国从2011年开始实施AMP(先进制造伙伴)计划,意在将因特网、软件等ICT领域的突出优势,与工业领域的工艺、材料、先进制造技术等优势相结合,让制造回归美国,重塑美国的全球制造领先优势。美国GE在2012年提出工业互联网,提议建立IIC(工业互联网联盟),试图让工业企业和IT企业的跨界联手,探索工业智能化发展的新路径。德国在2013年正式提出工业4.0战略,强调把先进信息通信技术应用到制造领域,推动制造业加快智能化转型。中国在2015年提出了“智能制造”发展战略。次年提出了《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日本于2016年在汇总德、美的工业转型升级策略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以人为本的精益思想,提出了适合日本国情的“工业价值链”。几十年来,ICT与制造业融合,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普遍且不可逆的趋势。三.工业与ICT谁是主体但是,有一个问题在中国始终存在,即ICT与工业的融合过程中,谁是主体?这个问题不解决,误导和争论就始终存在。例如对ICT要素之一的互联网,业界就有不同看法。笔者认同互联网是非常伟大的技术发明,赞赏其在社交和消费领域的巨大成功应用,但是不完全认同“互联网+”的说法,因为这个口号立意虽好,但是在执行落地层面,具有一定的主体误导性,特别是在工业领域——在“互联网+”语境中,显然“互联网”是主语(主体),“+”是谓语,其他所有“被加之物”皆是宾语,也就是被操作和管理的对象,这是立足于互联网公司而不是立足于工业界在讨论问题。于是某些互联网公司就以为自己获得了尚方宝剑,经常以高高在上的“主体”姿态,去对他们原本不懂、博大精深的工业领域指手画脚,动不动就要“颠覆”,就要“爆款”,就要“引领”,就要“赋能”。其实,工业界对“互联网+”的说法是并不买账的。别说高高在上的“互联网+”,就连貌似亲近企业的“+互联网”,也还心存顾虑,很多实际问题都阻碍了二者的相加。除去二者在工作要素/手段/方法等方面都差异极大难以相融之外,也可先忽略互联网公司对工业技术/经验在短时间之内难以消化和理解的知识鸿沟,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工业企业的主体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所有ICT要素,就都成为了飘浮在工业之水上的油,无法与水达成共融的理想状态。工信部原副部长杨学山教授在2016中国“互联网+”千人论坛上强调指出:其实不管是“互联网+”还是+互联网,当+上去以后,那个领域就是主体,那个行业就是主体,互联网不是主体,除非是互联网自身的发展。杨学山教授认为:互联网+制造业或者制造业+互联网,只要+了制造业发展的目标,我们如何实现制造业发展的目标和解决制造业当前的主要问题是主体,不管是“互联网+”还是+互联网,都是朝着这个主体的目标,围绕着主体目标而战,而不是制造业围绕着互联网而战。在2018中国(绍兴)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论坛的主旨演讲中,杨学山教授再次指出:“300年工业发展历史是一个技术推动着产业和市场进步的历程。所以,它的供给形态和需求形态实际上是由技术体系决定的。”如何认识技术体系?杨学山表示,如今的技术体系是工业技术、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合在一起走向智能制造,这也是工业的大方向,而互联网只是信息技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从机械化走向智能化发展的过程中互联网在其中扮演的是配角。杨学山教授对工业互联网的本质有着精辟见解:“工业互联网姓‘工业’,不姓‘互联网’”,“也就是说,工业互联网的使命是为了工业发展的现代化,是为了制造业由大变强,为了中国工业真正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这个过程当中使用互联网和带动互联网发展是副产品,不是主题,主题是工业的发展。这是至关重要的认识。”杨部长的几次有关讲话,代表了亿万工业人的心声,笔者十分认同。在ICT与工业的融合过程中,工业始终是主体与主题。可以这样比喻,工业是皮,ICT是毛,皮无毛发,难御风寒,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二者融合的目的,是借助ICT技术的精确的远程控制能力、较强的倍增放大能力和不限时空的数据传输能力,来更好地发展工业这个国计民生的主体。四.ICT只宜做工业配角几百年来,工业巨人一直负重前行。工业从来都是自成体系,有着自己完备的四肢、躯体、神经、心脏和大脑。但是,其中很多部分都使用太久,亟待更新。为了赶上时代发展的潮流,让这个沉重的巨人能够在更大的舞台上翩翩起舞,工业巨人必须要换心、强脑、易筋、固本,必须要更加耳聪目明,这就是工业转型升级的目的。轻灵、机敏、超算的ICT技术,恰恰可以与工业形成互补,在与工业机器或物理设备融合之后,已经成为工业机器或物理设备的增强大脑(软件)与增强神经(网络/传感器),而机器和设备,在不断增多的增强大脑和增强神经的加持下,成百上千倍地提高控制精度、反应速度和工作范围。ICT技术给工业带来的好处是:跨越时空超限协作——互联网和云让本地机器与千里之外的机器可以相互访问、采集数据,甚至远程控制;软件闭环控制设备——软件已经不仅是“计算机辅助技术”,而是已经发展到“状态感知、实时分析、自主决策、精准执行”,闭环控制物理设备运行;捕捉细微模式变化——大数据让软件可以捕捉到人眼难以察觉的机器工作模式变化,由此实现大数据智能;人工智能设备自治——人工智能以新算法在设备维护、产品检测、生产制造等领域实现设备自治;海量快捷传输数据——5G无线网络可以在某些毫秒级的设备同步控制速度的无线应用场景中形成服务(工业同步控制速度在百纳秒级)。而工业机器/物理设备给人类带来的好处就多到无处不在、无以计数了,什么钻头都钻不穿的合金钢板和什么材料都能钻穿的超级钻头的矛盾永恒的大战,就是工业的真实写照。更不用说遨游太空、冷热不怕的宇航器,驰骋大洋海面和水下的航母和核潜艇,稳坐海上的海洋钻井平台,疾驰在公路上的汽车,飞奔在钢轨上的高铁,狂飙在云端的隐身战机,挥洒自如的车间机器人,每天吃下24万吨土石的矿山挖掘机,吹沙造岛的绞吸式挖泥船,深入人体的微型设备,以及生产着国计民生必需品的无数种机器装备等,都是工业的产物,都是材料、能量、制造工艺以及ICT的完美结晶。笔者认为,工业为实,ICT为虚。虚实结合,方为最佳。工业为主,ICT为辅,主辅相配,效益最大。工业虽为实、为主,但是如果不能及时转型升级,与ICT相互融合,改变目前绝大多数物理设备的愚痴窘境,在复杂的市场竞争面前就会反映迟钝,落后挨打。而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ICT要素,虽为虚、为辅,但是作为工业配角的地位其实无比重要,无限荣光。ICT当好配角,就是在造福工业和社会,大可不必忙于上位,急于炫技,或者与主角“抢戏”。过度拔高ICT的定位,将会引起不必要的企业误解,让企业在转型升级实践中,或无从下手,或技术跑偏,甚至误入歧途。五.话语权与出镜率在中国市场上每年都会集中炒作一两个概念。六、七年前热炒互联网思维,五年前热炒工业4.0和大数据,四年前热炒智能制造和机器换人;三年前热炒“互联网+”,两年前热炒人工智能,一年前热炒工业互联网,今年热炒5G。其中炒作最热闹的,当属ICT。可能是因为脑袋上有嘴,因此ICT的话语权似乎要大很多;镜头都愿意瞄准脑袋看表情包,因此ICT的出镜率也要高得多。无论是发迹于ICT的财大气粗的互联网或通信厂商,还是出身于ICT的众多名人或领导,似乎都愿意经常给ICT送上美好的颂词与讴歌,但是对支撑着国民经济命脉和国防的工业领域的众多机器和物理设备,却很难见到同一级别的溢美之词,甚至,有意无意地对关乎国计民生、国家防御的机器和物理设备的十分急迫的技术发展问题采取了忽视态度。例如6月底中国科协发布了2019年20个重大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难题,居然没有一个是与高端数控机床、精密减速机、材料、工业软件、航空发动机等有关的工业技术难题。难道是中国在这些方面已经领先了吗?显然不是。差距极大!但是,这些长期困扰中国工业发展的问题,在这些院士、领导的眼中似乎都不是工程技术难题。或许,工业问题“太土了”,难入领导们“法眼”。在工业互联网领域,ICT人发出的声音,也比工业人发出的声音要大得多。不幸的是,这些声音大都不被工业人认可。很多默默无闻的工业人,对ICT人说的很多“关键技术”“未来技术”都采取了漠视的态度,认为说这些话的人不懂工业实际问题,“你连怎么联接各种机器和物理设备的协议都没有搞懂,设备网络都联不通,还谈什么工业互联网啊?”因此,多数工业人的说法就是“他们说他们的,我们干我们的,反正说话的和干事的是两拨人”。脑袋决定了观点,屁股决定了脑袋。如果ICT人能把屁股坐到工业板凳上,能经常跑跑企业,下下车间,多和干实事的企业基层人员聊一聊,就会认识到工业网络基本不是因特网而是工业以太网,就会认识到物理联接可能比信息联接更重要,就会认识到稳定生产比电脑速度要重要得多,就会认识到一个设备改造的经济性比技术先进性要重要得多,就会认识到人工智能在制造业绝大多数场景还无法实用,就会认识到车间里用的网线不是普通网线,任何潮湿、尘土、震动、电磁串扰都可能造成数据误传,就会认识到车间里面其实很少用无线网络,基于5G的“一键炼钢”很可能就是一场演出,就会认识到工业设备伺服控制中多轴联动(同步)控制需要微秒甚至是百纳秒级的精准对时,就会认识到“5G的应用场景就是工业互联网”的判断有很大偏差,等等。想对工业保持正确判断一点也不难,可以多走走群众路线。其实,到工厂、下车间,访谈一线科研人员(别只问领导),乃至在网上发个调研表、众筹一下各方意见和建议,其效果都比闭门造车或只询问几个工业互联网厂商要强得多。六.小结ICT是新工业革命必不可少的“新工业要素”。它源于机器,兴于机器,用于机器,与机器共存共荣。片面夸大ICT的作用,对工业的发展没有好处。在ICT与工业的融合过程中,工业始终是主体,是不可动摇的根基。如果ICT人能对工业多几分敬畏,能把屁股坐到工业人的板凳上,就会务实和睿智得多,就不会天天想着指导或颠覆工业,就不会自编、自导或想象一些“工业应用场景”。只有这样,才会让企业有较高的接受度,让两化融合真正落到实处。主体和要素保持一致,知与行合二为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才能加速前行,中国的工业转型升级才能成功。文章转载自英诺维盛公司,作者赵敏,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来源:信息化观察网 2019-08-06 16:38:40)
数字重庆公司今揭牌成立 将打通全市政务数据建设三大平台数字重庆公司揭牌仪式现场。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首席记者 佘振芳 摄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7月3110时42分讯(首席记者 佘振芳)数字重庆建设步伐正越来越快。今(31)日上午,数字重庆大数据应用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数字重庆公司)正式揭牌成立。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记者了解到,该公司是由重庆发展投资公司出资2亿元组建的国有全资企业,暂由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简称市大数据发展局)管理,未来将逐步打通全市政务数据,建设运营“数字重庆”云平台。据介绍,作为重庆市新型智慧城市综合运营商及市政府依法授权开展全市政务数据资源运营的载体平台,数字重庆公司的主要职责是建设运营“数字重庆”云平台、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数据开放平台等重点项目,积极推进我市数据资源“聚通用”,实现“一个口子”对外开展合作合资,加快发展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生态。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记者获悉,2019年3月18日,市政府第42次常务会议原则通过数字重庆公司组建方案,并明确公司是由重庆发展投资公司出资2亿元组建的国有全资企业,后期根据业务需求适时追加投资。7月26日,公司正式注册成立。据介绍,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开展数据采集、汇聚、存储及处理服务;数据开发、分析、应用及相关增值服务;信息技术开发、咨询及转让;软件研发及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数据服务平台、云计算平台建设及运营维护;组织大数据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并对相关项目进行运营、维护及技术服务;大数据企业孵化;智慧城市信息系统的建设、运营及技术服务。近两年,重庆市委、市政府抓大数据促智能化,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提出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召开首届智博会,组建市大数据发展局,相续出台《重庆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方案》《重庆市全面推行“云长制”实施方案》,审议通过《重庆市政务数据资源管理暂行办法》;营造大数据发展生态,推动阿里、华为、腾讯、百度、浪潮、京东等龙头企业来渝开展深入合作等等。 “数字重庆公司的成立标志着重庆市在推动数据资源‘聚通用’及大数据发展生态建设优化上迈出了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市大数据发展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现场,市大数据发展局、市财政局、市国资委、两江新区管委会、重庆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等单位领导出席活动并为公司揭牌。(来源: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07-31 10:53)
深圳垃圾分类激励机制:总奖金近亿 个人最高可获千元近日,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网站发布关于《深圳市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激励实施方案(2019-2021)》(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示,根据征求意见稿,2019-2021年期间,深圳市每年安排生活垃圾分类激励补助资金9375万元,其中,各区财政共承担6250万元,市财政安排3125万元。“生活垃圾分类好家庭”资金补助为2000元;“生活垃圾分类积极个人”资金补助为1000元。“生活垃圾分类绿色单位”的主要领导、分管领导(或主管部门领导)、经办人分别认定为“生活垃圾分类积极个人”(不占用各区积极个人名额),给予补助资金1000元/人。生活垃圾分类绿色小区,按照10万元/1000户的标准补助,不足1000户的,每减少100户,补助资金减少5%,超过1000户的,每增加100户,补助资金增加5%,最高补助不超过30万元。据悉,每年的奖励名额安排为:家庭名额5000个,个人名额1000个,住宅区名额500个,单位不限定名额。 深圳市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激励实施方案(2019-2021)(征求意见稿)为加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促进社会文明发展,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激励机制,推动全社会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根据《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管理办法》,结合本市实际,制订本方案。一、激励对象和方式按照公平、公正、公开、择优的原则,生活垃圾分类激励工作采取通报表扬为主,资金补助为辅的方式,对分类成效显著的家庭、个人、住宅区和单位进行激励。二、激励条件和标准(一)家庭“生活垃圾分类好家庭”指积极践行生活垃圾分类且成效显著的家庭,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家庭成员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准确分类投放垃圾每年累计不少于120天(以生活垃圾分类督导员的督导记录或智能投放设备的投放记录作为依据)。2.参与住宅区生活垃圾分类现场督导、入户走访或宣传等活动,每年累计不少于6次。(二)个人“生活垃圾分类积极个人”指积极践行生活垃圾分类且成效显著的个人,包括生活垃圾分类督导员、志愿者、教师以及从事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其他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1.督导员。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督导工作,全年督导时间不少于200小时(以街道办事处审核作为依据);按规定履行工作职责,认真开展现场督导,表现突出。2.志愿者。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务工作,全年志愿服务时间不少于200小时(以志愿者管理系统记录或街道办事处审核作为依据);主动践行生活垃圾分类,带动身边家庭或个人参与生活垃圾分类。3.教师。所在学校积极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在推动学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表现突出。4.其他人员。从事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教育、培训、管理等相关工作不少于2年,对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具有较强示范引领和推动作用;主动践行生活垃圾分类,带动身边家庭或个人参与生活垃圾分类。(三)住宅区“生活垃圾分类绿色小区”指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且成效显著的住宅区,具体条件详见《生活垃圾分类绿色小区标准》(附件1)。住宅区的物业服务企业或管理单位为生活垃圾分类绿色小区的激励对象。(四)单位“生活垃圾分类绿色单位”指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且成效显著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学校、企业和社会组织,应具备以下条件:1.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且成效显著,具体条件详见《生活垃圾分类绿色单位标准》(附件2)。2.学校(含幼儿园、中小学和高校)。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且成效显著,具体条件详见《生活垃圾分类绿色学校标准》(附件3)。3.社会组织。在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分类收运、分类处理、回收利用、宣传教育以及公益活动等方面成效显著,对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具有较强示范引领和推动作用,或者获得市级及以上生活垃圾分类相关奖项。4.农贸(批)市场和超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且成效显著。三、激励措施(一)生活垃圾分类好家庭1.通报表扬并补助资金2000元。2.优先推荐申报参评“深圳市文明家庭”和“深圳市最美家庭”。(二)生活垃圾分类积极个人1.通报表扬并补助资金1000元。2.相关信息纳入市民文明诚信分采集目录。(三)生活垃圾分类绿色小区1.通报表扬并按照10万元/1000户的标准补助,不足1000户的,每减少100户,补助资金减少5%,超过1000户的,每增加100户,补助资金增加5%,最高补助不超过30万元。补助资金仅用于生活垃圾分类相关的设施采购、宣传培训以及劳务补贴等方面。2.生活垃圾分类绿色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可优先申报深圳市级绿色物业管理评价标识,通过市住房建设部门审核后获得绿色物业管理评价补助资金。(四)生活垃圾分类绿色单位1.通报表扬。2.“生活垃圾分类绿色单位”的主要领导、分管领导(或主管部门领导)、经办人分别认定为“生活垃圾分类积极个人”(不占用各区积极个人名额),给予补助资金1000元/人。3.认定为“生活垃圾分类绿色单位”的学校可优先推荐申报参评“绿色学校”。四、激励名额每年对分类成效显著的家庭、个人、住宅区和单位给予激励,限额分别为5000个、1000个、500个,单位不限定名额。各区家庭限额如下:福田区625个、罗湖区415个、南山区570个、盐田区95个、宝安区1265个、龙岗区915个、龙华区645个、坪山区170个、光明区240个、大鹏新区60个。各区个人限额如下:福田区125个、罗湖区80个、南山区115个、盐田区20个、宝安区250个、龙岗区185个、龙华区130个、坪山区35个、光明区50个、大鹏新区10个。各区住宅区限额如下:福田区100个、罗湖区70个、南山区80个、盐田区25个、宝安区110个、龙岗区60个、龙华区40个、坪山区5个、光明区5个、大鹏新区5个。五、工作保障(一)职责分工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统筹、指导全市生活垃圾分类激励和全市激励资金的总体绩效评价工作;区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具体组织实施生活垃圾分类激励工作,开展辖区年度激励资金的绩效评价工作;街道办事处负责收集相关佐证材料和初审工作。市、区财政部门负责将生活垃圾分类激励经费纳入市、区人民政府财政预算。市财政部门可根据激励资金绩效评价及上年度激励对象抽样复查的结果,适当调整各区经费补贴。(二)激励程序各区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方案并结合实际,制定并实施辖区激励工作实施细则。具备条件的家庭、个人、住宅区和单位应主动向辖区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街道办事处负责对申报对象进行初审,并将初审合格对象推荐上报区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区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街道办事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根据辖区名额择优确定候选激励对象;候选激励对象名单在区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官方网站公示,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经公示的激励对象如无异议由区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予以公布并实施激励。(三)经费落实各区财政每年按以下额度安排生活垃圾分类激励补助资金(共6250万元):福田区1152.5万元、罗湖区806万元、南山区940.5万元、盐田区286万元、宝安区1393万元、龙岗区816.5万元、龙华区557万元、坪山区102.5万元、光明区118万元、大鹏新区78万元。市财政每年安排最高限额3125万元,采用“以奖代补”的方式,按照上述各区每年实际拨付的生活垃圾分类激励补助资金的50%,对各区予以经费补贴。各区根据年度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成效和实际情况,可适当扩大激励补助范围。因扩大激励补助范围而增加的资金,由各区财政全额承担。(四)监督管理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对各区生活垃圾分类激励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区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每年应对上年度激励对象进行抽样复查。任何单位或个人如发现被激励对象不符合相关规定的,可向市、区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书面反映;市、区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收到有关投诉后应当及时进行调查核实,如情况属实,应当及时纠正。被授予激励的对象若被发现申报材料不实、弄虚作假的,由区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追回补助资金,并向社会予以公开,同时纳入深圳信用体系。(五)宣传报道市、区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通过媒体对激励对象进行宣传报道和社会监督,鼓励相关部门安排生活垃圾分类绿色单位和积极个人代表出席市区各级文体活动,营造全社会共同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2019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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